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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華協會終生成就獎頒獎典禮演講, 2014年1月12日 (中譯) 繁體版本 生命科學    科學人生    人生又豈只科學 陳樂宗 我非常感謝各位傑出的同胞，頒給我這項榮譽。作為終身成就獎的得主，我大抵該就我的生平說幾句話作為回應。我可無意把這篇演講說成我的大事年表，我只準備提幾件事來說明我一生之所重。 先從我修讀生命科學或生物學說起。我生長在英國殖民地年代的香港，上的是基督教學校。那裏的老師素質很高，使我獲益良多，當中有從中國內地來港的大學教授；我的物理老師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歷史老師曾負笈哈佛大學。然而，當我唸生物科時，老師卻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本科生。他是一個大悶蛋，教的生物學也悶不可耐, 只重描述而不尋考究，光畫一塊樹葉、逐一標出部位名稱，對我來說索然無味。我上學以來從未遇過一個討厭的學科，直到生物科出現。 因此，當我上大學時，我選擇了工程學；流體力學裏優雅的微分方程，使我樂在其中。有一天，我無意中蕩到工程學院一處我從未涉足的地方，好像是一個核工程實驗室 , 那天 , 一位教授跟我攀談起來，言談間他提議給我個別授課，我當然喜歡這個不用到講堂聽課的學習方式。如是者他每週跟我見一次面，教我讀弗里德蘭德和肯尼迪（Friedlander and Kennedy）合著的《核化學與放射化學》（Nuclear and Radiochemistry），這使我對輻射學產生了興趣。到入讀哈佛時，我便選修醫學放射物理，其中一個必修科是輻射生物學，也就在這裏我遇上一位教授，他向我展示了生物學是一門思維活潑的學科，與我上高中時那種只重描述的生物科迥然有別：生物學乃是運用基本的物理和化學原理，對生命運作進行探索。 在七十年代處身哈佛，並對生物學萌生興趣，實在是一段充滿刺激的歷程。許多研究DNA的首代巨擘仍在此任教，如吉姆•沃森（James Watson）、馬特•麥瑟森（Matt Meselson ）和沃利•吉爾伯特（Wally Gilbert）等。這還不止，我們更可以去麻省理工學院自由選課，而那兒有另一群大師如薩爾瓦多•盧里亞（Salvador Luria）、喀拉戈賓德•科拉納（Har Gobind Khorana）和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等坐鎮。當你從教科書上讀到DNA的雙螺旋結構然後去上由沃森本人親授的的課，或讀到麥瑟森-斯塔爾實驗（Meselson-Stahl Experiment）後去上麥瑟森親授的課，或讀到盧里亞-德爾布呂克（Luria-Delbrück）噬菌體實驗後發現盧里亞不久將開設新的一門課，那種幸福感和滿足感實在不可言喻。與這些巨擘的近距離接觸造就了年青人對各種可能性的開放心態和對未來的自信。 能有機會親炙大師，乃是當學生的最大榮幸。除上課作業外，我經常著迷於各類講座。週中的每一天，醫學院各學系、哈佛劍橋校區的生物實驗室、麻省理工學院、麻省總醫院和長木醫學區各醫院都有學術講座，使人目不暇給。我們目睹科學裏偉大篇章的翻開；我們親聆科學大師的演說，看著他們被聽眾席上有同等份量的科學家質疑；我們見證尖端的研究成果自由交流，科學家如何奮力地以當時所知的科學來詮釋研究成果；我們親見科學假設和範式逐步成形、受到質疑、修訂演進，獲得肯定或湮沒無聞。 科學是對真理的追求，而七十年代美國科學界的生態環境，特別有利於實現這個目標。每個教授都有自己的小王國，與追隨者自由恣意地探索他們眼中的真理。經費充裕讓每種學說都能百花齊放，也讓每個科學家對自己的研究方向有足夠的自主權，而由於主要的經費皆來自院校以外的第三方，這意味著大家無須為獲得經費而討好校內高層。我的導師比爾•哈茲爾廷（Bill Haseltine）以率性見稱，他年輕時，才當助理教授不久，竟在研討會上公開指剔系主任的科學論據有誤；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說，經濟自由是真正自由的先決條件，這就是典型一例。此外，在交流研究成果及攜手合作方面，同樣是高度自由的，沒有什麼律師、發明披露、研究材料轉讓協議、技術轉讓辦公室等繁文縟節；這是科學還未被功利腐蝕的最後一個純真時代。 若我審視科學訓練對我日後投資事業的影響，從生活在一群自由地追求真理的理想主義者中得來的體驗，不亞於研習科學為我提供的思維訓練。理想主義帶有一種大無畏精神，某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的人，甚至可以不惜一切，當中蘊含著一個信念：真理最終會勝利，一切自會柳暗花明。我們為邁向真理而激辯，作君子之爭；交相浸潤，樂在其中。我們因科學而欣喜，皆因綻敞於眼前的真理，讓我們一起窺視到生命的奧妙。 這種科學家的品性薰陶，使得我日後縱然從事投資事業，亦從非以賺錢為首要取捨，而總是為了要幹一些有趣的、蘊含著內在美的事。它是一股使我不斷向前的動力，也是一塊我用以篩選項目的試金石。這種投資方法當然頂風犯險，我亦曾有許多趟失誤。用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odern Portfolio Theory）的術語來說，我的投資往績有較高的貝塔系數（Beta），表現較為波動；但我想，只要最後有出類拔萃的阿爾法（Alpha），這個策略還是可以的。 … Continue reading →

百华协会终生成就奖颁奖典礼演讲, 2014年1月12日 (中译) 简体版本 生命科学    科学人生    人生又岂只科学 陈乐宗 我非常感谢各位杰出的同胞，颁给我这项荣誉。作为终身成就奖的得主，我大抵该就我的生平说几句话作为回应。我可无意把这篇演讲说成我的大事年表，我只准备提几件事来说明我一生之所重。 先从我修读生命科学或生物学说起。我生长在英国殖民地年代的香港，上的是基督教学校。那里的老师素质很高，使我获益良多，当中有从中国内地来港的大学教授；我的物理老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历史老师曾负笈哈佛大学。然而，当我念生物科时，老师却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他是一个大闷蛋，教的生物学也闷不可耐, 只重描述而不寻考究，光画一块树叶、逐一标出部位名称，对我来说索然无味。我上学以来从未遇过一个讨厌的学科，直到生物科出现。 因此，当我上大学时，我选择了工程学；流体力学里优雅的微分方程，使我乐在其中。有一天，我无意中荡到工程学院一处我从未涉足的地方，好像是一个核工程实验室 , 那天 , 一位教授跟我攀谈起来，言谈间他提议给我个别授课，我当然喜欢这个不用到讲堂听课的学习方式。如是者他每周跟我见一次面，教我读弗里德兰德和肯尼迪（Friedlander and Kennedy）合著的《核化学与放射化学》（Nuclear and Radiochemistry），这使我对辐射学产生了兴趣。到入读哈佛时，我便选修医学放射物理，其中一个必修科是辐射生物学，也就在这里我遇上一位教授，他向我展示了生物学是一门思维活泼的学科，与我上高中时那种只重描述的生物科迥然有别：生物学乃是运用基本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对生命运作进行探索。 在七十年代处身哈佛，并对生物学萌生兴趣，实在是一段充满刺激的历程。许多研究DNA的首代巨擘仍在此任教，如吉姆•沃森（James Watson）、马特•麦瑟森（Matt Meselson ）和沃利•吉尔伯特（Wally Gilbert）等。这还不止，我们更可以去麻省理工学院自由选课，而那儿有另一群大师如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喀拉戈宾德•科拉纳（Har Gobind Khorana）和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等坐镇。当你从教科书上读到DNA的双螺旋结构然后去上由沃森本人亲授的的课，或读到麦瑟森-斯塔尔实验（Meselson-Stahl Experiment）后去上麦瑟森亲授的课，或读到卢里亚-德尔布吕克（Luria-Delbrück）噬菌体实验后发现卢里亚不久将开设新的一门课，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实在不可言喻。与这些巨擘的近距离接触造就了年青人对各种可能性的开放心态和对未来的自信。 能有机会亲炙大师，乃是当学生的最大荣幸。除上课作业外，我经常着迷于各类讲座。周中的每一天，医学院各学系、哈佛剑桥校区的生物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麻省总医院和长木医学区各医院都有学术讲座，使人目不暇给。我们目睹科学里伟大篇章的翻开；我们亲聆科学大师的演说，看着他们被听众席上有同等份量的科学家质疑；我们见证尖端的研究成果自由交流，科学家如何奋力地以当时所知的科学来诠释研究成果；我们亲见科学假设和范式逐步成形、受到质疑、修订演进，获得肯定或湮没无闻。 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七十年代美国科学界的生态环境，特别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小王国，与追随者自由恣意地探索他们眼中的真理。经费充裕让每种学说都能百花齐放，也让每个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足够的自主权，而由于主要的经费皆来自院校以外的第三方，这意味着大家无须为获得经费而讨好校内高层。我的导师比尔•哈兹尔廷（Bill Haseltine）以率性见称，他年轻时，才当助理教授不久，竟在研讨会上公开指剔系主任的科学论据有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经济自由是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典型一例。此外，在交流研究成果及携手合作方面，同样是高度自由的，没有什么律师、发明披露、研究材料转让协议、技术转让办公室等繁文缛节；这是科学还未被功利腐蚀的最后一个纯真时代。 若我审视科学训练对我日后投资事业的影响，从生活在一群自由地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中得来的体验，不亚于研习科学为我提供的思维训练。理想主义带有一种大无畏精神，某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的人，甚至可以不惜一切，当中蕴含着一个信念：真理最终会胜利，一切自会柳暗花明。我们为迈向真理而激辩，作君子之争；交相浸润，乐在其中。我们因科学而欣喜，皆因绽敞于眼前的真理，让我们一起窥视到生命的奥妙。 这种科学家的品性熏陶，使得我日后纵然从事投资事业，亦从非以赚钱为首要取舍，而总是为了要干一些有趣的、蕴含着内在美的事。它是一股使我不断向前的动力，也是一块我用以筛选项目的试金石。这种投资方法当然顶风犯险，我亦曾有许多趟失误。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的术语来说，我的投资往绩有较高的贝塔系数（Beta），表现较为波动；但我想，只要最后有出类拔萃的阿尔法（Alpha），这个策略还是可以的。 在座中有许多人，都曾读过我两年前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毕业礼上的演讲。我谈到人在这个时代被压缩成浅薄的经济动物，人的所有其他属性都被挤干。我今天仍跟你们说同一番话：一个单维的经济动物，也许可成为出色的投资专家，但决难当上一个有良知的人。我经常自省并提醒他人，务须悉心维护我们的核心人性。许多事都可掉以轻心，但人性决不容有失，否则将置人性于被扭曲磨灭的险境。 以此为本，让我转谈一些我近年较为有趣的投资项目。当我还是研究生时，学校教的癌症疗法是手术、化疗及放疗。化疗跟放疗都是滥杀细胞的毒剂，多年来癌症药物开发都一直致力于扩大这些疗法的治疗窗口。随着信号转导途径学的开发，带来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标靶治疗法。鉴于生物网络上的节点和途径的重迭，标靶治疗的针对性并非如我们所愿般一矢中的。另一个缺点是，标靶性愈高的药物，其愈容易被癌细胞通过基因突变的方式逃脱。尽管如此，比起滥杀细胞的毒剂，激酶抑制剂已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