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畢業典禮演講, 2012年5月24日 (中譯)
公共衞生的理念
陳樂宗
畢業是一個成年禮，新畢業生從此躋身有識之列。誠蒙你們邀請出席，我自當提供片言睿語，冀能為今天的冠禮增輝。我身為本校的校友，畢業後又曾涉獵不同範疇，我想你們定期待我能援引各方人生經驗，為你們提綱挈領。我想我會圍繞三大主題——理念（idea）、公共 (public)、健康 (health)——陳述我的想法，同時也「一語雙關」以之湊成我今天的講題。
首先，讓我談談理念 (idea)。昔日由於新知識的發現極其緩慢，而傳遞知識的渠道又非常有限，因此那些學懂並擁有知識的人，便是有識之士。一位中國士紳曾帶我參觀他先父的藏書閣，其父在二十世紀上旬在華任職大學教授。我瀏覽那些藏書時不禁留意到，那個時代的大學書籍，都純為傳遞知識而撰寫；那是一個知識罕有和難得的年代。時移世易，今天新知識以飛快的速度產生，任何人只須登上互聯網便唾手可得。一個單單擁有知識的人，或者更準確但略帶點貶義的說法是，一個單單擁有信息的人，已不能被定義為有識之士。今天，一個人能否稱得上有識之士，取決於他如何運用他擁有的知識。美麗的心靈（a beautiful mind）並非因為它的信息存儲量甚或其存品驕人，美麗的心靈是一個擁 有美麗理念的心靈。
我所指的理念（idea），並非貿然闖進意識的念頭，後者就如四歲小孩向玩伴叫嚷：「嗨老友，我有一個主意（idea）！」我所指的理念，是對事物進行有意識的審察所得出的概念。讓我用一個實例來說明我的意思——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的著作《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從十一世紀以來，大學就已一直存在，但直到1852年這本書出版前，從未有人有意識地審察大學的目標是什麼？應教些什麼？應如何處理知識？大學與學生、教授和其他宗教或世俗機構應保持什麼關係？由此可見，理念是關於事物的抽象化和概括化，是使得整體一目瞭然和局部聚焦清晰的知性框架。
讓我訴諸歷史來進一步解釋。在歷史舞台上，演員來來去去。他們的行動所產生的影響泰半不一，但都很快煙消雲散，唯獨這些行動所展現的理念則例外。是這些理念的影響力，持續推動著歷史的前進。美國的開國元勳早已離世，但他們在《獨立宣言》、《憲法》、《聯邦黨人文集》及《人權法案》所宣示的理念，繼續指導著美國社稷，繼續為這個國家定航。在政治理念的另一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是另一顯例。在他默默無聞地逝世後的長久歲月裡，他的理念繼續支撑著全球各地的烏托邦夢想和激烈的社會與政治鬥爭。歷史學家柯林烏（R.G. Collingwood）甚至說：「……歷史學家對事件本身並不重視，他只關心由那些事件形之於外的思想。基本上他只對思想感到興趣。」這段話來自他最後的著作《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
我之所以談理念，是因為我看到在當今社會，無論個人或群眾的交流，均怠無理念可言。政客以三言兩語的侃侃而談來突出自己。140個字符以下的微博，鼓勵人互通無聊瑣事；這對知道朋友今晚在那裡用餐很管用，但對啟發和交流理念並無裨益。如果說現代資訊科技令社會弱智化，那是因為它導致信息泛濫，對豐富社會裡的理念無半點相干。像潮水般湧來的生活瑣事會顛覆我們的知性生活，把我們引誘到並封鎖於眼前（the present）和現狀（what is），令我們再沒有餘力和空暇去思考那可能的（what might be）、或許那可行的（what can be）、或許那理想的（what should be）。當今社會面臨的險境是：我們不知不覺成為了單薄的實用主義者，並快將淪為心靈乾涸的現實主義者。
我或會因此而被斥為理想化，這倒說對了。歷史說明，理念確是理想存身之所。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裡，包含著所有人均能平等生活的理想。在現狀（what is）和理想（what should be）的差距間蘊存著一股能量，倘善加利用便可轉化為動能，成為驅動行為的力量。換句話說，理念是行動的能源。沒有理念的人，既沒有理想可尋，也沒有追求理想的動力。
畢業生們，我給你的首個建議是：以理念來豐富你的生活，即使是帶點空中樓閣亦無妨。閱讀、反省、反思（新的3大基本功）；觀察、推斷，假設、驗證，尋找關連；要有好奇心、思想要開放；換個方式看問題，不要單單著眼於找答案；要有勇氣不囿於傳統智慧，並且不要忽視你的直覺；與他人討論、辯論、座談；細看歷史、覽觀時事，研讀經典、觀察人性。這些思維習慣有利於理念的自然產生。一個擁有豐富理念的生活，才是一個豐富的生活。
現在我想談談第二點：公共意識（public）。今年一月，當我任教於本校時，我深受學生們強烈的志向和公益心所感動。他們因為社會上若干訴求被忽略而感到不安，所以來到本校公共衞生學院學習新技能，好為這些訴求出一分力。一個來自非洲的學生，眼見當地病人苦候多時才見到醫生，而醫生的時間卻消磨於低效的瑣事，感到困擾；另一位來自亞洲的學生，其國家對於精神健康存有忌諱，應對投入的醫療資源十分不足，令他感到可嘆；一位美國學生關注高校女生的酗酒問題；另一位學生希望解決貧困社區買不到健康食品的問題；而另一名學生則希望能量化火力發電廠對居住於風向下游的人群帶來的疾病負擔。這些年青人熱切關心的並非一己私利，而是公共利益。我對他們實在非常欣賞。
數月前，美國緬因州參議員奧林匹亞．斯諾（Olympia Snowe）宣布，她決定不尋求連任，原因是她對美國公職界的腐蝕性風氣感到沮喪。她的話，令人想起較早前從公職引退的多位傑出參議員，包括：比爾．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克萊本．佩爾（Claiborne Pell）及保羅．西蒙（Paul Simon），他們亦曾提及同樣的沮喪感。諷刺的是，在這個對政府充滿懷疑的年代，我們的年青人其實十分熱心公益。由於這落差，今天年青人的公益心已不再通過傳統渠道來表達，取而代之的是自主的行動，這便是為何社會企業有如雨後春筍。許多過往令理念無法付諸於行動的障礙，如今通過科技已被超越，即使大規模的行動現在也可成事。
對我們的畢業生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今天有多種創業型的職業途徑（entrepreneurial career paths）可供選擇；為公眾服務，不再只限於在政府機構任職或競選公職。如果我班上的學生是個通例，那麽我們將有許多畢業生將會參加以公益為目標，在組織運作上卻如同私營機構的社企工作，既顧及盈利又挑起了過往只屬慈善或公營機構的任務。對他們而言，牟利和行善這兩個目標並非水火不容。他們的資金並非來自捐贈者或慈善家，而是來自那些尋求商業回報但亦秉持仁義的投資者。他們會以可持續財政為原則經營企業，同時切實履行使命造福社會人群。
傳統智慧認為，私利和公利是不能兼容的。那些欲兼顧私利和公利的人，往往採取先私後公的做法，而社會整體也經常在重公與重私之間來回擺動。二戰後的美國便充滿了這種搖晃，短至中期選舉的週期，長至嬰兒潮到X代到Y代的世代交替，例子比比皆是。也許在社會企業裡，我們的年青人可找到一個私利和公利並存的方式，在兩者之間為他們個人的生活和為整個社會，找出一個可持續的平衡點。世界各地的社會也正各自摸索，力求找到適合本身情況的平衡點。
為免我今天及去年在本校的演說，被視為我偏袒私營企業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佳途徑，我必須強調美國的公營部門已屆更新之時。歷年來，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有許多畢業生，在世界各地政府幹出顯赫的事業，堪稱為我們的典範。在我們的校友中曾出了一位國家總理、多位衞生部長（包括現任院長）、以及無數的公共衞生官員、醫生和科學家。我衷心希望，這個服務於公營部門的優良傳統，在未來歲月能延綿持續。唯有當那些優秀的年青人（例如我們的畢業生）進入政府服務，公營部門方能重拾活力，公共服務方能再現尊榮。
最後，讓我談談健康（health）。健康來自於防範疾病，或患病後把疾病治癒或有效控制。疾病是生命程式裡不可分割的一元，一個英國詩人說得好：「人出生後就往死亡奔跑。」外源性病原體一度是人類的剋星，令這個程式加快執行，縮短了許多人的壽命。
醫學史上最輝煌的一頁，是發現了抗生素可治療傳染病。在上世紀30年代，當硫化藥物和青黴素被證實能有效地治療感染時，大家都感到難以置信；之前我們從未有一種藥物，能那麽可靠地治好那些侵犯廣大群眾的疾病。在隨後的年代裡，人類對現代醫藥的能力產生了一種亢奮性的樂觀和毫不質疑的信心。
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儘管科技一日千里，但箇中歷史教訓我們，人類必須明智地使用現代科學和醫學所發明的工具，並應明白和接受這些工具的效能是有限的。讓我舉例說明。
以愛滋病為例，我們對這個疾病的認識，以及在治療方法上的進步，確令人驚訝。在愛滋病出現後不到三十年間，我們已找出致病的病毒並將其結構破解，超過20種治療藥物已被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上市。以往病人被確診愛滋病後，就恍如被判了不可逆轉的死刑；現在，由治療帶來的存活時間可長達數十年，並已有方法防止疾病由母體垂直傳播到嬰兒。然而，在取得這些可觀成果的同時，全球愛滋病患者的數目卻持續上升。在非洲某些國家，成人被愛滋病毒感染的百分比高達兩位數。這裡出現了一個分歧：一方面我們有能力控制這個疾病在一個病人身上惡化的進展，但另一方面我們卻無法控制這個疾病在人群中的擴散。
如果我們從傳染病轉看慢性疾病，同樣的分岔現象亦明顯可見。例如肥胖症和糖尿病，這可能是當今最困擾發達國家的疾病，發展中國家亦緊隨於後。我們懂得如何使用藥物控制糖尿病人的病情，但我們對控制肥胖症病發率急增的情況卻束手無策。兩週前，在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的一個會議上宣佈的預測，到2030年美國將有42%的成年人屬於肥胖，而英國預測在三十年後的肥胖成年人將達50%。這些慢性疾病與傳染病迥異之處，在於其並無外源性病原體供我們以藥物消除，也沒有任何預防性疫苗。它們最大的風險因素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包括我們吃什麼、吃多少、運動量，簡單地說就是我們如何生活；試問我們怎樣面對由生活方式帶來的疾病負擔？飲食是人生一大樂事，所謂食色性也，我們該如何縮減樂趣以促進健康？這已非醫學上的問題，而是文化和行為範疇的問題。肥胖症的危機是一個文化危機，因為文化塑造人類的行為。
每天吃藥丸是輕而易舉的事，但要經常不貪吃美食佳餚卻是難事，更何況今天食物之豐富和烹飪藝術的多采多姿，遠超人類歷史任何時候。我們為人父母懂得向小孩子說不，但我們不懂得向自己說不。面對T骨牛排、煙肉炒蛋、巧克力甜圈、波士頓奶油餡、軟糖巧克力蛋糕及冰淇淋，委實難以抗拒。遙遠飄渺的未來好處，對比實實在在的當下滿足，試問有誰不會為著取捨而掙扎一番？POGO的漫畫說得好：「我們已遇到敵人，他就是我們。」有一次我開車經過美國愛荷華州蘇城一幢大蕭條時代的市政大樓，它外牆高處刻了這句話：「克己者，勝天下。」無論我們談的是身體健康，抑或國家的財政安康，這都是金玉良言。
愛滋病和糖尿病的經驗表明，儘管我們可利用醫療工具為病人控制病患，但控制這些疾病擴散的最有效方法是改變行為。那些將投身公共衞生工作的畢業生們應知道，單憑科學和醫學工具已不再足夠。他們若要取得工作成效，須從教育、社區建設、大眾傳媒、社交媒體、立法和公民領導等方面入手。在恪守自由社會的基本原則的同時，須找出方法來改變人的行為使之臻善。這個任務確實艱巨；啟蒙運動樹立了人類可臻完美的崇高理念，但在歷史上留下的卻是連串破碎的夢，對此我們焉能視若無睹？
從大幅度改變人類行為而取得公共衞生的成效，這樣的例子可謂鳳毛麟角。美國公眾反吸煙運動是當中的典範，為我們燃點希望。1965年，美國有42%的成年人是煙民。嘴裡叼著香煙，代表酷、潮、不受約束。從堪富利保加（Humphrey Bogart）、占士甸（James Dean），艾娃．嘉娜（Ava Gardner）到羅蓮比歌（Lauren Bacall），從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到詹森（Lyndon B. Johnson），吸煙是美國社會和文化生活裡不可切割的一環。這樣一個在美國國民生活裡無孔不入和根深蒂固的習慣，竟然可以被改變，那是壓根兒無法想像的，更何況這個求變的理念所面對的對手，是一個財雄勢大並擁有巨大游說機器的行業。從70年代初起，經過大眾傳媒宣傳、教育，以及政府多項積極行動，例如強制標籤警告、加稅、禁止香煙廣告、禁止公共場所吸煙等措施，成功地在美國社會創造了文化上的轉變，吸煙變成了一種文化禁忌。到2002年，美國的煙民百分比已減半，已戒煙者超過現吸煙者的人數。我們希望，這個在公共衞生上取得的勝利可以被複製，讓其他疾病亦可以通過減少危險行為得以防患於未然。
倘若人類在消弭戰爭、犯罪、仇恨和貪婪等臻善功夫上成績乏善可陳，只望我們在改善健康方面會有較佳的表現。
因此，我對畢業生們說：我盼望你們有新鮮的理念，盼望你們服務公眾，盼望你們為人類帶來更好的健康。今天全世界的公共衞生面對重重挑戰，你們若能為某些問題謀得解決方案，這將是你們明日的桂冠。
我恭賀你們今天畢業，並致以最美好的祝